近期，各地校服“一市一款”频繁登上热搜。四川、广东、辽宁等多地推进校服改革时，纷纷参考深圳“全市统一款式”模式，却忽视这一模式的核心症结——将校服选购的主体责任从学校上移至市级教育部门，直接违背校服新政“以学校为主体”的要求，沦为行政主导下的形式主义。

深圳推行“全市统一款式”有其特殊背景：亚热带气候适配简单款、移民城市需构建身份认同、早期“效率优先”导向下减少行政成本。但这一特定阶段的选择，如今被多地照搬时，却异化为教育部门“越俎代庖”的工具。按校服新政要求，学校应作为校服选购主体，自主统筹款式设计、供应商选择，兼顾校园文化与师生需求。可深圳模式下，市级教育部门直接主导：2014年起锁定21家供应商，实质构成《反垄断法》禁止的“限定交易”；款式近十年仅微调两次，学校无权添加校徽、地域元素等特色设计，彻底失去决策权。

责任上移的直接后果，是垄断滋生与质量失守。2016年发改委通报，深圳市教育局通过招标定价引导企业达成固定价格垄断协议，2014年后校服价格僵固，质量隐患凸显——2019年抽检不合格率36.25%，2020年仍达23.33%。学校因无决策权，无法对供应商资质、面料标准提出异议；家长更沦为“被动消费者”，如佛山家长吐槽“统一招标校服像面口袋”“投票是内定”，连生产厂家、材质标准都不知情，完全背离新政“家长参与”的要求。

更关键的是，这一模式消解了校服的教育属性。校服新政明确其需承载美育功能，可“全市统一款式”下，北京四中的银杏刺绣、苏州学校的园林纹样等特色设计被抹杀，深圳蓝白运动服、佛山统一校服千篇一律，校服从“校园文化载体”退化为“行政标识”。教育界人士指出，学校失去决策权，便无法通过校服传递校史与个性，与教育个性化趋势严重脱节。

各地盲目照搬深圳模式，本质是将“简化管理”凌驾于新政要求之上。校服新政的核心，是让学校回归主体地位，平衡规范与个性。唯有将款式设计权、供应商选择权还给学校，让家长真正参与决策，才能避免“责任上移”带来的垄断与质量风险，让校服重拾美育功能与教育温度。